老薛家的水管

2015年，我从大学毕业，成为了华电集团国电南自的一名普通电力建设者，刚参加完入职培训，就被安排到了山东蒙阴县东三庄村的项目工地上。

我初到工地时，项目正忙着征地，我工地的师傅，老秦，是个精壮的东北大汉，那段日子里，他仿佛成了半个村支书，沿着沂蒙山系的山路，走家串户，了解各家需求，晚上还要到村支书家里喝酒谈天，交换心得。当时我们租住在村上老薛的家里头，老薛是个约莫60岁左右的山东老伯，他有着黝黑的肤色和一双粗糙却厚实的手掌。他家里有个不大不小的院，院中打了口井，井上刚安装上水龙头。秦工半夜与支书谈心回来，十次里，总有九次要握着那个水龙头，对着井边的排水口，吐上半天。

在协调好各方需求后，项目征地就会进入快车道，我成了老李的小跟班，老李是一个已经过了退休年纪被公司返聘回来的老人，头发花白，却很干练。从一棵棵桃树的树根宽度，到手持GPS丈量的红线范围，他总是拿着一个小本，一丝不苟地记录着每一片土地的特征。老李在村民中也颇有威望，他为人公正，也喜欢跟各处村民唠唠家常。每天晚饭过后，我喜欢跟着老李去各个村落走走，他看村里一些砖砌的建筑和红色的标语的眼神总是那么深邃，而他讲着的“上山下乡”、“大搞水利”的故事总能让沉默的建筑说起话来。

来工地一个月时，我的女朋友专程从北京到工地上看我。她毕业后选择读研，所以仍拥有着暑假。当时我面子薄，作为一个工地新人，根本不好意思跟同事们说女朋友来的事，只好白天工作着，早上和晚上去陪一陪在镇上住下来的女友。有次回工地时撞到项目经理，看我神情窘迫，问我去干嘛了，我红着脸把女友来了的事说了。没想到他大笑起来，还特批了我两天的假期，让我专心陪女朋友，他还说，我们工地人，拥有段稳定的感情不容易，你这样女朋友都来了还往工地跑的，传出去要说我们项目部没人情味了！这个工地结束，我就跟女朋友领了结婚证，心里想着稳定的感情不容易。

到冬天后，老薛家的水管就会时不时冻起来。那天一大早，我还在水井旁刷着牙，老薛已经从外面回来了，背着一大麻袋的水稻壳子，打开井口，把它们都填在了水管外。我对这些水稻壳很好奇，就拿了一小撮放嘴里嚼了嚼，发现味道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糟糕，有种淡淡的大麦茶的味道。就问着一旁的老薛，“薛老伯，老李说国家困难那几年，大家能吃上这种水稻壳子就不错了，但我怎么感觉这些水稻壳子还挺好吃的，没有老李说的那样糟糕嘛！”“你懂啥，这叫糠，你天天吃这玩意试试？”

老徐家的族谱和绿皮车的车长

2016年，我去到四川凉山州会理县营盘山跑电力项目的开发。在大凉山的腹地，很多地方都要找当地的黑摩托才能跑到。营盘山脚下也没有住的地方，经过村里协调，就暂时租住在了徐大哥家里。徐大哥大约40岁不到的年纪，正是壮年，有个女儿，考取了县里寄宿制高中，所以就空出一间屋子来。白天我陪着村里丈量生产队的土地，晚上就借住在他家里，一来二去的也熟络起来。有一晚徐大哥与我唠起家常，问我是徐氏哪一辈，我对族谱的概念很模糊，只好勉强回答说我父亲应该是“生”字辈，而我爷爷可能是“友”字辈。不料他惊呼起来，说自己的父亲是“友”字辈，虽然自己不是“生”字辈，但可能是族谱分支问题，一定要我喊他作大哥。我推脱不过，徐大哥的称呼也就由此而来了。后来得知，他们是民国时期举家自江苏迁至此地，也感叹他们对于家族概念的看重。现在即便已经过去了好些年，逢年过节我还是会跟徐大哥互道祝福。

下半年我去了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项目，威宁县深处云贵高原腹地，对外交通只有一班绿皮火车。第一次坐绿皮火车的时候，可把我兴奋坏了，车门的位置有个比较开阔的地方，我就站在那里拿手机不停拍着窗外的梯田。乘务长巡查时看见我动静，跑过来问我干啥呢？我说第一次坐绿皮，正兴奋着咧。他听我口音，问我从哪过来，我说南京。他轻叹了声，“那我俩是老乡，我父母辈从上海过来的支援，就留在贵州了。”乘务长跟我闲聊了几句，便去下一节车厢了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陷入了沉思，也许距离家乡远了，家乡的范围就变大了吧。在南京念书时，我把小县城看作自己的家乡；工作出差时，我总说自己来自江苏；而乘务长早已扎根在了西南大地，也许整个祖国的长三角，便成了他遥望却不可及的家乡吧。

电力援建的几年

威宁项目部也是在农户家，边上有个副食店，店长是县人大代表，因为经常出席一些大会，谈起政策来很是明白。讲前几年扶贫政策刚出的时候，基本上县里面的贫困户都能贷到5年以上的无息贷款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用这些贷款做生意或者养牛羊，里面也有能真正脱贫的，也有不行的到头来还是白忙活，这个看个人本事。政策再好也带不动装睡的人。

威宁回来后，公司开始召集“勇士”前往平均海拔4800米以上的藏北高原，建设国家重点援藏项目，为期四个月。我立马报了名，可惜输在了体型，公司判断我一到拉萨就会遇到严重高原反应，藏北是肯定上不去的。果然，派上去的第一批同事，就有两个因为心悸、胸闷等症状，在前往藏北的途中，被中途劝返。最后，13人的项目部还是顺利完成了电力投产任务。

2018年，国家陆续出台了光伏扶贫相关政策，于是我投入到电力扶贫的工作中，河南新县是我们第一个扶贫项目，新县位于河南信阳与湖北交界处，山路崎岖，任务是在新县62个村建档村级光伏电站，这意味着我们少不了要跟当地的村支书打交道。陈洼村的支书和莲花村完全不一样，他一身整齐的西装，拎着蓝色公文包，普通话标准而干练；而莲花村支书满脸胡子拉碴，黝黑的皮肤、随意的穿着，和带着口音的普通话，显得更粗犷。跟老乡闲聊时谈起这些细节，他说，不管外貌长相怎样，能为我们村民做好事的才是好书记。老乡说的话被我一直记着。

2019年，在新疆和田策勒县的扶贫电站，地处昆仑山脚，一眼望去，满是戈壁沙漠，而且县里90%以上都是维吾尔族人。第一次到县发改委就碰到一个维族小伙子，正捧着一本《初级汉语》津津有味地学习着，一边拿水笔在纸上歪歪扭扭地比划着汉语的字。最近三年，因为天津市的对口扶贫，策勒县已经有比较完备的宾馆。不过宾馆的自来水倒在烧水器里时，会有一层沙子飘着，当地人告诉我，由于缺少先进的自来水厂，这些水从水库出来只进行了简单的过滤。供电公司的老冯是在策勒县遇到比较健谈的人了，他经常开着他那辆黄色的电力维修专用小皮卡，带着我跑沿途的输电线路。那天他带我到项目拟建设地周围，指着路两边茂密的小树，说这里原来全是戈壁，看看现在，都绿油油的了。

“偶遇”民建

2022年，因为工作原因认识了老同事，一路畅谈，才知道他是民建的，通过他了解到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历史，加上同事平时为人纯实至善，让我对中国民主建国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后来知道，他是我们支部的主委。

对民建的兴趣，也让我对她的历史有了很大的好奇。在观看会的历史时，注意到一个细节：1945年8月21日，也就是日本投降后的6天后，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以少有的速度通过了《沦陷区重要工矿事业处理办法》和《收复地区土地权利清理办法》，然而，随着对沦陷区接受工作的展开，从重庆飞赴各地的接收大员们，却开始了一场大发接受财的竞赛。当时，以胡厥文为代表的工商业界人士集体面见国民党⾏政院院长宋子文，没想到得到了如下答复：“今后有美国机器了，你们这些破铜烂铁还有什么用”。这种轻视的态度使爱国实业家们备受打击，在抗战胜利的背景下，他们面临的却是一场“胜利的灾难”。同时，从延安回来的黄炎培先生写下的《延安归来》一书却犹如一股清⻛在工商业界流传开来。是啊，你们这些破铜烂铁还有什么用，工作9年的时间里我作为国家新能源电站建设的一份子，走遍了祖国的大山大河，更是深刻地感受到了世界的参差和国家战略实施的不易。“每个时代都有阳光找不到的角落”，我愿意成为那个坚持让阳光普照大地的民建人，于是也在这年，我写下了入会申请。